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顶层设计，提出“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增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战略主动”。《建议》擘画的“新安全格局”，体现了从“统筹兼顾”向“体系制胜”、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塑造”、从“底线思维”向“全面韧性”的深刻转变。这一演进是应对复杂国际局势、适应国内发展阶段变化、把握科技革命机遇的必然结果，彰显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成熟与发展，为在新起点上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提供战略指引。
从“统筹兼顾”走向“体系制胜”
《建议》强调，“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将安全从发展的保障条件转化为发展的内在属性，实现了从“统筹发展和安全”到“安全发展一体化”的转变。安全不再是发展的附属品或保障条件，而是与发展深度融合、相互塑造的共生体。
在谋篇布局上，《建议》不仅继续将“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列为专题，还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将“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并在其他专题的战略任务中对风险防控、安全管理、利益保护等作出重要部署。
在体系整合上，《建议》突出强调“体系”建设，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构建风险防范化解体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海外安全保障体系”等等。这就要求打破部门壁垒群益证券，“促进全链条全要素协同联动，形成体系合力”。
在具体策略上，《建议》强调安全、发展、责任三者的统一。例如，在生态建设领域，明确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并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作为核心任务之一。这标志着生态治理不再是单纯的环境保护问题，而是与经济结构调整、能源革命、国际气候博弈深度绑定的系统工程。
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塑造”
《建议》强调“增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战略主动”，在风险防控方面更加注重源头治理、早期治理、多元治理，标志着新安全格局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塑造的战略转变。
《建议》对风险类型的认知更为丰富和立体，在关注传统安全风险的基础上，强调对非传统安全风险的防控。“加强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生态、核、太空、深海、极地、低空等新兴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等内容，反映了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伴生新风险的深刻认知与前瞻布局。《建议》特别关注“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显示出对长期性、结构性社会风险的高度警觉。
《建议》将“预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以“风险防控为落脚点”，完善“风险防控体系”“提高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能力”。在健康中国建设方面群益证券，要“防控重大传染病”；在美丽中国建设方面，要“加强环境风险防控”；在经济金融方面，要“统筹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有序化解，严防系统性风险”；在民生保障方面，要“完善就业影响评估和监测预警”；在公共安全方面，要“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建议》在重点领域强调“技术+规则”双轮驱动，“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例如，不仅要求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更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与此相对应，《建议》首次系统性地提出“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在规则和治理层面掌握主动权。
从“底线思维”走向“韧性理念”
面对日益常态化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仅仅守住底线已显不足，安全韧性成为更高阶的治理目标。《建议》首次写入“安全韧性”，意味着某领域或系统在遭受冲击时，不仅能有效吸收和抵抗，更能快速恢复、学习和适应，甚至在危机中实现转型升级。
《建议》将韧性理念从城市建设扩展到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体系、电力系统、国际运输通道体系等方面。在经济社会发展原则方面，要“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方面，要“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提升重要基础设施本质安全水平”；在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方面，要“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
为了增强经济韧性，《建议》提出“做强国内大循环”，“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关键产业备份”等一系列深层次举措，旨在通过强化内生动力和市场一体化来构建一个更具弹性和回旋空间的经济体系。此外，《建议》首次提出“编制宏观资产负债表，全面摸清存量资源资产底数”，说明对经济风险的管控进入更加精细化和科学化的新阶段。
为了增强社会韧性，《建议》通过体系化建设和“锻造实战实用的国家安全能力”，提升社会抗冲击能力和恢复能力，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例如，强调“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体现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干预”和“事中疏导”的转变。
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的生成逻辑
从国际环境看，大国竞争加剧和全球风险多元化是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的重要外部动因。《建议》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科技竞争、产供链断裂等风险现实化、常态化，我国在“十五五”时期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迫使我国必须将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构建能够应对高度不确定性的、具有强大韧性的新安全格局。
从国内发展看，发展阶段转变和风险结构变化是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的内在要求。“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对国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随着经济体量和综合国力的增长，我国的海外利益、战略通道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需要更强的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国内发展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人口结构变化”等新挑战。这些问题交织叠加，要求安全格局必须更具前瞻性和系统性，能够有效化解存量风险、防范增量风险，确保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
从技术变革看群益证券，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型风险是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的重要推动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科技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塑世界。科技的颠覆性力量使得安全边界日益模糊，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愈发突出。这要求安全格局必须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仅要利用新技术赋能安全防护，更要预见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并提前布局治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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